每個生命都有向外表達的慾望，當生命欲被壓抑、表達受損，它就會轉而變成破壞慾。
焦慮我
生活中存在某個具體的壓力源，為了應對外部壓力，轉而自我壓抑來向內尋求安全感，這就是顯性壓抑。比如說為了緩解就業壓力，放棄自己喜歡的專業，轉而去考公。比如有人放棄了 985 而選擇了三本院校，因為這所院校能給他提供編制。
加拿大生理學家漢斯塞利的研究表明，壓力源會刺激我們腦中的杏仁核。如果長期處在這個壓力環境下，比起安全環境杏仁核會實際增大。也就是說，不管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，我們都會內化這種壓抑，一開始壓抑是一種生存策略，而時間長了，壓抑就變成了一種價值觀，這就是隱性壓抑。
就像我們吐槽上一輩的父母，明明拿著 5000 塊的退休金，但就是要步行 40 分鐘，為了省那幾塊錢的買菜錢。因為省錢對他們而言不是一種必需，而是為了心理上的安全感。那同理，現在這個時代也屬於我們的沒苦硬吃。比如休息羞恥，即使我的前途和這兩天的低效能工作毫無關係，但我一停下來，我就有一種隱隱的負罪感。
我好像總在壓抑自己每天細小的需求，看到路邊的書店有意思想逛，但又覺得算了。睡覺想讓舍友熄燈，但又覺得忍忍也能睡。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懶，而是在潛意識裡面，總是希望自己能用一種最快，最省的方式來應對生活，就好像我的需求只要少提一點，我把自己做的小一點，再小一點，我就可以幸免於難。我們會刻意尋找生活中本不必要存在的緊繃感，因為緊繃對我們來說不是痛苦，而是安全。
當生命正向表達的所有出口都被焦慮堵死，那就只有兩條結果：順從接受 “焦慮我” 的安排，代價是人格的喪失；叛逆反抗 “焦慮我” 將生命慾轉變為破壞慾，代價就是自毀這具肉體，既然不能按照我的自由意志支配，那麼你們誰也都別想得到它。
每天下班，我都希望自己能洗澡早睡，但實際上我都會躺在床上刷手機，刷到眼睛流淚也不會停止。我並不是沉浸在手機裡，相反 “焦慮我” 會很清醒的提醒自己，但 “破壞我” 的目的好像就是要把我耗盡，就是要把我的生活搞亂，直到我的身體再也沒有力氣，像斷電了一樣，它才會下線。
改變我
越想改變自毀就固著的越牢固，有時連這個 “破壞我” 自己都累了，為什麼他還是仿佛強迫症般的硬撐著想要反抗？這是因為迷迷糊糊的自毀是你只用承擔 “焦慮我” 的壓迫，而懷抱著改變的希望，清醒的自毀是你不但要承擔 “焦慮我” 的壓迫，你還要滿足 “改變我” 的需求。
改變如果不附帶真正的理解和接納，那麼改變的要求，不過是對生命與裡的進一步捆綁。如果真的想要改變，只是理解 “破壞我” 還不夠，你還需要看到那個仿佛扮演壓迫者角色的 “焦慮我”。
我們處在一個希望缺乏的歷史進程中。這 3 年來，能非常明確的感受到社會情緒的變化。早先大家喜歡研究上升通道，想要變成有錢人，緊接著大家開始研究下降通道，裸辭去大理鶴崗買房，而現在去大理的都回去上班，去鶴崗買房都後悔，仿佛連這個下降通道也被堵死了。
有時會無緣無故，感覺心情不好，不快樂，這不是因為你的調節能力差、性格不好，而是我們都處在歷史的夾縫時間中，這個大大環境的社會情緒如此。在這個厚度缺乏和變化加劇的環境中，每個人都在慢性應激中，承受著這種泛化焦慮，“破壞我” 是愛我的，因為他想表達自己的生命意志，同時也需要看到 “焦慮我” 也是愛我的，他一直想說的都是，我很怕，我好希望在危險來臨的時候，能夠保護好你生命。
理解我
過往的經歷，把我們局限在了這種應對方式中，從小到大，我們都習慣通過壓抑和控制來解決問題。就像某次考試成績不理想時候，我們不會說來讓我們放鬆一下，我們只會說來讓我們再拼命學習一點。這種控制和壓抑在過去幫助了我們，但同時也導致了焦慮和自毀。
用溫和的好奇理解自己、對待自己，生活中遇到的複雜和危險，這既不是我的錯，也不是我能控制的，而就是不可避免的人生坎坷，除了緊握，我們還可以學會放手，與自己和解。